因为情感被认为是主观的、变化无常的，而真理则是客观的、普遍永恒的。
[25] 朱谦之：《一个唯情论者的宇宙观及其人生观》，同一书局1928年版。近百年来自然科学进步，方才发明了一个求知识的方法。
但他并没有直接提出情感问题。情感问题之重要，连科学派也不能无视，而要认真对待。但是，从哲学的角度来看，这次辩论确实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，这就是价值与事实、情感与知识的关系问题由熊十力所开创的当代心学，得到进一步发展，其后牟宗三等人认为，儒家哲学的核心是心性之学，而心性之学是有生命力的。究其原因，不是由于意志，而是由于情感，情便是宇宙存在的原因，……是宇宙的真生命。
由吾人之求真心与理性活动，固可使吾人有客观之神之观念，并可以论证证明神之存在。……所以‘无我，并不是于生命的流行逆而销之，而正是于生命的流行顺而达之。王夫之并不是到处都坚持这两种理的说法，但他毕竟自觉地提出了这种区分。
王夫之所说的天地万物已然之条理就是指物理而言的。体用关系就是存在及其活动的关系。有人将仁归之于情，而将义归之于知（即智），以为义就是认知理性或理性直觉，其实这是不确切的。这一点与《大学》毫无本质区别，只是将明德说成理，采用了所谓本体论（不同于西方的本体论）的说法。
价值和事实可以统一，但就其性质而言则是不同的。荀子将耳目视为天官，将心视为天君，天君具有主宰百官的作用，但心的根本职能在于知道，即认识客观之道，而要认识客观之道，还必须依靠天官提供的经验知识，必待天官之当薄其类[36]而后可。
这说明王夫之尽管对物理与性理进行了区分，但最终还是要建立以德性即道德理性为最高理性的整体综合，而不是将分析的方法坚持到底。心之官则思，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也。所以然是本然之理，属于必然性范畴。他的心统性情说就是讨论心体与情感的关系，而他的格物致知说则是讨论心体与认知的关系。
从人性的心理机能上说，仁义作为人的德性的根本标志，是由心理情感决定的。进入 蒙培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情感 知识 。其实，仁也有这样的问题，仁的根本意义是爱，但在实行仁的过程中，也有智的直觉作用，即所谓知仁。荀子是主知的，而孟子是主情的。
而孟子则不同，他所说的心基本上是一个德性主体，作为德性主体，心首先是存在意义上的情与性，思作为心之官是从功能上说的，其职能在于使性情得以自觉，因此必须是反求诸己。但与康德的最大区别是，朱熹并没有划出本体界与现象界两个不同的世界，而是将全体和大用统一起来，即全体是用而凡用皆体。
天命就是天道、天德，不过是从天人之际上说的，也就是从人出发而说的，因此，与人的德性不能分。他在《四书训义》《读四书大全说》等著作中用很多篇幅论证了这一点。
人谓己有知，由耳目有受也。名家的名辨之学，重视概念的分析及其相互关系，也有认识论的意义，但这些都与情感没有什么关系。王阳明所谓格竹子之理的故事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。它要求得情感上的满足，而不是求得理智上的满足。仁与义都是德性的重要内容，智才是仁与义的理性直觉。因此，知是善恶好恶之知，不是一般的知识，知善则来善，知恶则来恶，事物与人的关系完全是由好恶之情决定的。
命运之命，既不可改变，也不可认识。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。
前者是指自然界的事物所具有的性质或规律，后者是指自然界赋予人的先天的道德理性。不过，这是另一个问题，并不妨碍知性与情性之分。
所谓健顺五常是讲天道的，健顺即《周易》乾坤二卦之性能。思不仅仅是天所给予我的思维能力，而且是有存在意义的，它就是存在之思。
问题不在于孟子是不是讲知，而在于如何讲知。孔子最重视的是仁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这本身就是一种分析的思维，分析的方法。至于柏拉图的理念（即理型）则是用欧氏几何学的方法进行论证的，而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学，更是建立在知识论之上的，他对认识工具即逻辑学的重视，对以后西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，则智亦大矣。因此，王夫之并不否定良知良能。
德性之知不是经验知识的排列组合，其中有思的问题，但也不是抽象的概念认识，而是人生的智慧、生命的结晶，它本是人的自我认识而不是对象认识，其核心则是知仁。如果从认识的意义上说，那么，知的范围很广，有多见、多闻之知，有知人之知，有知命、知仁之知，其中既有见闻之知，又有德性之知。
由于心（亦即情）性是天之所与我者，思也是天之所与我者，尽其心，知其性，就是运思的过程，思而尽其心，思而知其性，就能知天。人不能也无法知道他何时要死亡，寿命有多少，或何时贫贱、何时富贵之类。
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，知有所合谓之智。朱熹的格物致知之学与情感不可分也不能分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需要讨论的是，孟子究竟是如何解决知与情的关系问题的。张载对两种知即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区分具有重要意义，它不仅是对先秦以来关于知的学说的一种总结，而且为宋明理学关于知的学说奠定了基础。
王夫之的最大特点是区分了两种理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区分了两种知。他曾说过：道者，非天之道也，非地之道也，人之所以道也。
情感与认知活动都是心体之发用，都源于心体，而又回到心体，可谓之一体而异用。[43]《大学·圣经》，《读四书大全说》卷一。
又比如他对能与所的区分以及对二者关系的论述，即所以发能，而能以归所，就是从主客关系、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立论的，而且是符合论的真理观。比如多闻，择其善者而从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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